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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钱的哲学 B
。。。。。。。
现在我们有必要详表一下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的这朵奇葩——日升昌票号。1823年，也就是清道光三年，相比于后来，我们的大清帝国这时还算风条雨顺。山西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这就是日升昌票号的运作方式。人们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它。雷履泰何许人也？他出生于经商世家，在当时来看其家庭也不过是贩夫走卒角色，而且由于当时清廷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他家社会地位按今天的流行语言是属于弱势群体一类的。因父亲早逝，13岁时就开始在平遥城内北门口拐角处的“宝房”里“唱盒子”。宝房就是赌场，“唱盒子”则是宝房里的行话，就是当赌徒揭开宝盆，露出骰子的点数时，“唱盒子”的人要根据骰子的点数瞬间计算出输赢各方银两的数目。雷履泰报数之准、反应之快，人称“一口清”。可见雷本身反映机敏，精于算计，天生就是一块商人的料。
中国青年
经过山西这般商人的辛勤努力，一时间晋商富甲天下、八面威风。从这里还走出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的传记中这样记述：“霭玲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大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吃一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到现在，笔者的同乡一说起晋商还喜滋滋的，“毕竟我们先前也很阔啊”！当然清廷也不会放过他们，据清朝档案记载，到咸丰三年年底即1853年，就是本书所探讨的这段历史时期，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的军饷，超过二百七十万两白银，约合今天的8817.12万美元，66128.4万元人民币 ，将近占了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在此之后，朝廷的官员几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财政吃紧，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来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还真应了那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
我们知道190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国将不国，外资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银行商人打击很大，外资银行还逐渐渗透到他们一度占有的国内市场中。十九世纪末，仅天津一地的市场，外国银行就已经占到60%以上的份额。
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政策，准确地说是由于固步自封，再也看不到那“山外青山楼外楼”。1904年，经过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之后，顽固的慈禧太后再也不敢顽固了，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从平遥县表了一个态：拒绝参与。可叹啊！山西票号的运作方式，已经与近代大商业银行的运作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满清政府还有意扶持，就是这临门一脚，山西银行走向新生的腿一下子折了，中国近代银行的腿也折了。
之后在另一个山西票号的职业经理人、山西汇业公会领袖李宏龄的积极斡旋下，山西票号开始热议近代银行并准备实现转轨。这个李宏龄已经是看清了票号目前的危机，准备放下身段向西方银行“学习学习再学习”。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意思是我们今天银行的处境已经不是往日列位前辈创业时的情景，大家不妨出来走走看看，权当是文化苦旅。况且现在出国考察成风，交通便利，也花不了几个小钱。而我们的大掌柜们则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可惜的是，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按我们教科书的逻辑解释是：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能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在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的规划中只能融进他们最熟悉的封建色彩。
李宏龄还提出了开办近代银行的具体章程。一是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二是新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三是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即“万两银子一句话”的贷款信义原则，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
但是好的主意并不能一定结下好的果实。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平遥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不久即回山西开起了杂货铺。十年后，当他整理出版《山西票商成败记》时，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从这个口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同志间的权力倾轧，不过这次不是争斗于官场，而是角逐于商场。解决的方式也绝不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方式，纯粹是中国特色的。且看日升昌的创办人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的内讧，雷把自己的孙子起名雷鸿翙，而毛则把自己的孙子起名毛履泰。我们难以想象他们二位，中国金融史上的英雄豪杰，各自看着自己的孙子茁壮成长之时，是轻蔑、是仇恨，还是爱怜？真令今天的吾辈忍俊不禁而又哭笑不得，我们就永远走不出这个没出息的怪圈吗？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今天要不是张艺谋、巩俐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谁还记得一度领先于中国，双脚踏在近代商业银行门槛之上的日升昌票号的灵魂就在此地呢？而那边的英吉利，却是英王也出钱组织大家办了一个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难道说正如英国著名诗人吉卜林所宣称的那样吗？“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 / 两者永不会相遇 /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 上帝的审判席上。”而事实是，西方与东方、与世界的交融才刚刚开始，一幕幕悲喜剧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此时，英国军队没有闲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直接通过战争手段加入到建设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热潮中。18—19世纪，英国先后同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大都发生过战争，西班牙、荷兰、奥地利、法国，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强国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政府大规模的军火订单、海外殖民地的普遍“进贡”把英国吃得膘肥体壮。英国首都伦敦已成为世界金融交易的新中心，各国日益接受金本位制和以伦敦签发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收支兑汇体系。就在1851年，前文书提到的阿尔波特亲王，在他主持下召开的首届世界工业博览会时，英国占欧洲工业总产量的2/3，世界商业贸易的20%。而这年，我们的咸丰爷刚刚登基，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也懒得烧了。
一位英国作家兴奋地、自豪地这样描写：“。。。。。。。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美洲原始森林里的大树；澳大利亚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的声音。。。。。。”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伯明翰的鸦片烟正从清国大皇帝咸丰爷的嘴里悠悠地吐出。。。。。。”说到这里，我想应该表表我炎黄之孙的事了，不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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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钱的哲学 A
被拿破仑称之为“小店主”的英吉利，此时“是一个对财富和商业着了魔的民族，包括集体和个人都是如此”。他们人人要建工厂、买原料、雇工人、促销售，然而最初的起动资金哪里来呢？另一个新生事物——银行便应运而生，而当时银行的成立不仅仅是市场的要求，还有着商人们同英王打交道不愉快经历的催生，坏事变好事这也是生活本身的逻辑。
今天只要你能到英国，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谁都可以到伦敦金融城中心的英格兰银行，用自己的双手去掂掂这巨额财富的象征——金砖。英格兰银行金砖每块价值约15.8万英镑，约折合人民币237万多元。据称英格兰银行金砖集中存放量世界第二，仅英国政府就储存了400吨纯金金砖。蒋介石究竟在哪里存没存金子，存了多少金子，根据银行的职业道德是秘而不宣的。英格兰银行得以建立，被动和主动的推动者钧来自于1640年代以后的几位英国国王，而这时中国正经历着又一次改朝换代，满清铁骑皇太极从小和尚朱元璋子孙手里夺过了印把子。
1640年，英王查理一世（就是那个前文书说过走上断头台的国王），在与苏格兰进行一场宗教战争后，弄得银根吃紧，想到了商人们存放在伦敦大钟楼里价值13万英镑的金银锭，立即下令扣押。英国商人们不服气，几经交涉，要回了自己的宝贝，但是不得不贷出4万英镑给英王。英国商人们不仅勇敢，而且还很聪明，他们不期盼新皇帝，他们想到制度创新。英国商人们对政府权力肆意践踏公民合法财产的这种流氓行为深感失望，“政府靠不住！”。他们把钱委托给职业金银器商保管。金银器商向存款人出具银票，再向国家、企业家、商人发放贷款以赚取利润，这样英国历史上首批银行家诞生了。尽管那时的英国政治动乱，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拉锯战阶段，但是因为私人银行信贷的兴起、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随之，企业家和产业工人也越来越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又耍开了流氓。他在王室借贷30万英镑后，传旨财政大臣，将暂停一年的所有付款。消息传出，金银器商兼银行家的店铺前出现了挤兑风潮，人们纷纷取款。折腾了好半天，银行信用才得以恢复。接着，人们又开始反思这种银行制的不足，比如向债务人索取利息过高，比如银行家们不愿放弃老本行，在金属硬币的分量上做手脚，拒收成色差的硬币，在成色好的硬币中揩油等等。英国商界和政界共同探讨出一个新路径：撇开金银器商，组建一个大型银行机构，它是独立的专业的，只负责卖钱。
1694年，就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刚刚胜利完成，人们弹冠相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时候，人类最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前身“英格兰银行总裁及公司”诞生了。这家银行为股份制银行公司，几个哥们一起办。最初原始资本为120万英镑，由英王威廉国王和玛丽女王双双发起并作为重要股东，还有伦敦的金融家们参股。嘿！邪门了，至尊国王还和金融家们一起办公司。要让大清所谓睁眼看天下的第一进步人士——林则徐林大人知道了，还不一口气跳到房顶上去翘辫子，这帮洋蛮夷，视君臣父子伦理纲常于不顾，竟想揩我“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油，时代不行了，啥事都不一样！而新的英格兰银行又创建了一项新制度：长期的公债制度。就连资本主义的病理家马克思也认为，国债市场和国债制度“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以长期国债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财政体制的创新，才是一场金融革命。政府要举债，这种新鲜事我们的“军机大臣”一定弄不明白的，到1764年就是乾隆29年的那年，英国国债高达1.39亿英镑。这时候的英国，按我们的流行语言叫“穷得只剩下钱了”。英国拿钱修路、建学校、建医院等等，军队和国防开支大把花钱，司法公正等公共产品不足，政府掏钱就是了。与工业革命相对应，这场在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早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前的128年前的1566年，大明王朝的万历皇帝还未登基，就是现在的伦敦交易所的前身“皇家交易所”已经创立）中的“财政革命”，共同构成英国大国战车上的双轮。现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认为，英国更发达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市场使得他在同法国的争霸赛中技高一筹。而英格兰银行也被称为“中央银行之母”，成为近现代各国中央银行体制的鼻祖。
中国那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我们的“日升昌”票号。这位来自山西平遥古城的银行机构，早已在全国开展了以票兑银的汇兑业务，它的分号遍布全国各地，达35家之多，相当于我们现在在每个省都设立了一个分行。它在本次战争期间，执行了一项来自朝廷的任务，把2100万两《南京条约》所规定的赔款白银安全、及时地运达京师。道光爷龙颜大悦：“好一个日升昌，还能通汇天下”。我想，这大概是战争中间，清廷的唯一一次顺利，笔者不禁有点落默、有点悲伤、有点怅然若失。在今后的太平天国动乱中，遭受战争的破坏，日升昌票号一度回到了山西乡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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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中，现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克拉夫茨认为瓦特的蒸汽机比起他的前辈纽卡门发明的蒸汽机，贡献在于能够用更少的煤，比原来的少用40%，后进步到少用60%，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早先，英国的工厂依靠水力作动力，厂房只能选择在江河湖畔，这极大地限制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瓦特先生的万能蒸汽机经济地解决了机器的动力源，英国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使得工厂在英国遍地开花，成功地建立起英国的工业经济。现在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市，建有詹姆士·瓦特酒店；在格拉斯哥大学建有詹姆士·瓦特和亚当·斯密相对而立的两尊塑像。1785年，瓦特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关于亚当·斯密的意义将留在下章探讨）笔者认为人们尊重瓦特先生，怀念瓦特先生，感激瓦特先生完全是理所当然。
晚年的詹姆士·瓦特先生生活非常富庶。财富的主要来源是被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而不是制造蒸汽机的工厂。这个可恶的英吉利，不仅向全人类贡献了瓦特，而且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专利法的国家，用以保护技术创新。与此同时，我大清在康乾盛世的泥潭里大兴文字狱，绝不能让穷书生们有所想象成为基本国策。什么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制定《时宪历》，你再科学也不是被我们的辅政大臣鳌拜整得含冤而死吗？小小巫师敢念“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统统死了死了的。直到已进入知识经济的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才有了专利法，这一时间的间隔，一晃就是250年。其间中国经历了封建腐朽的满清王朝的崩溃，中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评价。可谁能想象到瓦特先生从开始改良蒸汽机到最后研制成功，前后花了30多年，全世界好像都在翘首等待瓦特的成功。而这时的瓦特先生却处于人生的低潮。1773年3月，瓦特先生的合伙人破产了，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且还得变卖家产来还债。他心绪惆怅地说：“我还有妻子儿女，眼看自己变得双鬓斑白，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职业来供养他们。”有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瓦特先生相濡以沫的妻子别他而去，生活崩溃了。37岁的他，在“萧瑟秋风今又是”的一天，先生决定离开这片令他“十分沮丧的故土”，前往俄罗斯,而这时，奇迹发生了。1773年，当时英国一位卓越而富有首创精神的企业家将这位落魄的未来大发明家深情相拥，他就是马修·博尔顿。
博尔顿出生在英国伯明翰，1760年就建造了一家当时最现代化的大工厂，生产着望远镜等时髦产品。他的家族和其他大多数工厂主一样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踏上了追求财富的道路，除了辛苦勤奋就是勤奋辛苦。直到今天，英语中“工业”和“勤奋”还是同一个词“industry”。英国传记作家乌妮·尤格罗说，马修·博尔顿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与瓦特形成鲜明对比，他任何时候都会说：“当然会成功的，只要再试一下就行”。他在给瓦特先生的信中说：“我将为发动机的竣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向全世界提供各种规格的发动机。您需要一位‘助产士’来减轻负担，并且把您的产儿介绍给全世界”。博尔顿专门为瓦特建造了试验车间并且让出自己的旧居给贫困中的瓦特一家居住。
接下来的事情都很清楚，在9年之后，新兴的足以让英国傲视全球的万能蒸汽机出现了。它彻底解决了英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能源动力问题，从此令英国在全球飞呀飞。当然工业革命为什么会最先出现在英国，而没有出现在法国、出现在我大清王朝，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也一直在探讨。现在假设没有马修·博尔顿的挽留，没有这位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的挽留，又会有哪一种情况出现呢？在这里，我们发觉这位企业家成为了新的生产力的推动者和代表者。在今天我们中国的环境里，就是私营企业家，因为我们还有国营企业家这个庞大的群体。我们也绝不乏像马修·博尔顿这样的开拓者。建国前的荣氏家族，邓小平时代的刘永好兄弟、吉利集团的李书福。在近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就是大量的农民脱离土地，走向工厂、走向城市；就是如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大量私营企业家的涌现，而不能是像盛宣怀式的官僚买办的涌现，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创造性地有了“农民工”这个词汇，像是排斥像是轻蔑。甚至北京若干爱国者媒体发出奥运期间，北京将遣送部分农民工回原籍的信息。如果真要执行，真他妈的比王八还王八！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说，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人才令人印象深刻地集中在英国”，“打破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得在非国教徒中间产生了很大一批实验家和发明家，而他们的节俭则使他们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挥霍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家不是我们自幼的政治教育中所说的“罪恶的资本家”。在2005年反思中国改革的声浪中，在香港中文大学著名教授郎咸平的摇唇鼓舌下，又以“原罪说”、“瓜分国有资产说”,将矛头指向这些为改革、为民族做出贡献的私营企业家，这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种思潮说近了是“左”的倾向，说远了是乾隆爷的袅袅余音，大清王朝时期，政府推行士农工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看起来是有一个先后顺序，实际上杜绝近代意义上的私营工商业的出现。所以说落后挨打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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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产的经济学
1瓦特那场未完成的做爱赢得世界的爱(A)
上一章讲到，英吉利已经兵伐大清王朝。两个人打架，要想知道胜负，首先要看谁的拳脚硬。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个拳脚就是军队。比了拳脚，还要看谁的力气大。这力气便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自然，我们还要看别的，比如强悍的个性，这就是内在的精神上的东西了，也就是所谓的精神文明或民族精神，这个留在第五章章随意道来。
1736年，在今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市，一位富裕的烟草商家庭里，生下一个与别家宝宝并无多大不同的孩子——詹姆士·瓦特。这孩子在长大后，虽然心思细腻，但做事动作缓慢且容易焦虑，容易灰心丧气。按笔者家乡语说，类似于“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响屁”的主。但就是这位貌似平平的瓦特先生，日后却成为英国“工业革命之父”，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
瓦特先生没读过大学，只在格拉斯哥大学做过教学仪器修理工，但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不知为什么，先生对至今都风靡中国，创下出版界销售奇迹的《论语》《庄子》《品三国》等等这些“君臣父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华国粹不屑一顾。倘若先生深深懂得“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的伟大教诲，还能发明蒸汽机，那绝对是天下第一奇人、中华第一国际友人，因为先生不仅为乾隆爷嘉庆爷挣足了面子“什么西方文明，还不是我中华文明的儿子？”，同时还能有效抵御西化主张、维护安定团结的天朝局面。1782年，瓦特先生46岁的时候，一种全新的联动式蒸汽机在他手下诞生了。之后，人们把这种高效能蒸汽机看作是全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始祖，当然瓦特先生赢得“工业革命之父”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不像我们的乾隆爷自号“十全老人”，只是徒留历史的笑柄而已。
1782年，英王乔治三世，就是我们第一章多次提到的患有间歇性神经病的国王，前来参观瓦特先生所在的工厂。国王问工厂主博尔顿你在忙什么，博尔顿回答：“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他是力量，陛下。”不知乾隆爷是否会参观这样的工厂，是否会对这班不读圣贤书，热衷于鼓捣奇技淫巧的下人采取组织措施或是法律手段以示教化。
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讲，小时候瓦特看到茶壶盖被蒸汽顶的突突直动，才想到发明蒸汽机。以此教育孩子从小动脑筋，长大作科学家。而最新考证发现，这是由于保守英国人的屏蔽，使得这段真实历史被改造了。在40岁边缘奔波的瓦特先生，一天在和妻子心不在焉地做爱。妻子嗔怪他除了进进出出，像个机器，一点也没有其他的浪漫动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呀”！瓦特先生灵机一动，“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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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爷啊？
说来道去，英国人要开打了。我靠！他们为什么不学学我大清礼仪之邦的温文尔雅呢？难道文明是不能相互影响的吗？东边的小日本还不是奉我大清为圭臬吗？真是时代不行了，啥事都不一样！道光皇帝至驾崩都没想明白这事情。笔者今天免收信息费为吾皇万岁服务一回吧。英国工业革命宛如火山爆发般所喷发的原料需求和产品销售成为其内在的经济动因，用弗洛
道光朝四大能臣之一琦善大人认为，反制鸦片危险的利器在于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如此这般地认为：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等，身处气候干燥的蛮荒之地，又爱吃羊牛肉，“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因此仅大黄一项足可置英人于死地。初到广州的林则徐也相信：“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果能悉心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两位能臣一个坐而论道，一个实地考察，结论相同。林则徐还进一步提出：“盖驭夷不外操纵二端，而操纵只在贸易一事。夷性糜常，不得不以此为把握”。这就更上升到了对英外交思维，以商制夷论。就是说我们大清物产丰盈，通过断绝对外贸易这条路，足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这种外交思维并非他们二人所独有，而是弥漫嘉庆道光两朝的主旋律，让我们再看看大清其他的爷们：
清薛福成《庸斋笔记》记载道光朝南河河道总督的食俗。总督家炒烧的里脊肉分外的鲜美上口，做法是：选中猪后，把猪关在室内，众仆人以竹竿击猪之背部，猪疼痛奔窜不已，其血液聚集于背脊，于是杀猪得其里脊用。总督厨师说：才来数月，而杀猪数千。无独有偶，报载2006年辽宁鞍山市国税局女性局长大人跑到香港花50万元，把自己的屁股结结实实美容一遍，成为全鞍山市最漂亮的屁股！
1850年，道光病重，欲在皇六子奕和皇四子亦詝间选立继承人，各自的老师献技。六皇子奕在父皇病榻前大谈治国安邦之策，四皇子亦詝在父皇病榻前只是痛哭流涕。道光爷说：“皇四子如此仁义孝顺，可当重任。”皇四子亦詝荣登大宝，是为咸丰帝。果然是孝子贤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间，还未见英法联军的影子，便一溜烟跑到热河“巡狩”去了。“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日日听戏贪杯抽鸦片，兴致高处还亲自登台唱戏，耍耍酒疯打骂宫女、太监。阎崇年教授在其名著《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认为是“咸丰帝错坐了皇帝宝座”。究竟是偶然坐错，还是必然要错坐？笔者一时有点糊涂的恨。
毛泽东曾十分肯定地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位晚清的中兴名臣在玩什么呢？1840年曾国藩入仕，次年8月，他在北京琉璃厂购买《朱子全集》，三天后，拜访当时义理学派代表人物，他的湖南老乡
上帝笑，英国人笑得合不拢嘴。海军少将乔治·懿律率领他的“复仇神”号战舰到达碧波万里的中国海疆时，对面的男孩看过来。中国将士“一张张枯黄的小脸，手里拿着弓箭、长矛、剑戟和火绳枪，队列整齐地吼吼吼”。海军少将完全有理由狐疑：漂洋过海难道时光会倒流？奈何他们拿着300年前的武器迎战我的铁甲蒸汽轮船？我们是来打战还是在观光旅游？
历史已有定论，中国哪个朝代皇帝最能干？满清爱新觉罗氏。教科书上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优秀的民族，笔者不禁要问：老爷爷老奶奶、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咋整呢？愣是生产不出好东西？连个看家的好家伙都没有？借用中国古代愤青的形象叫：把酒问青天，谁来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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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中国宣战”
* 起来！利益集团
早年欧洲国王们认为，战争就是“使君王们得到更多的荣誉，使人民得到更多愉快的职业”。这种说法在17世纪后期的欧洲政治家与商人当中很流行，即贸易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战争是贸易的继续，但掺和了其他手段。到18世纪前期，英国已经取代荷兰成为欧洲贸易的主导力量，任何国家都比不上英国更强烈地持有这样的观点。说白了，就是你的市场我一定要进。友好协商进去，当然very good；你闭关修炼，我揍扁你，让你不情补愿地开门迎接大爷。遇上个不自量的“挑战者号”情敌，大英帝国的降龙十八掌伺候。而此时昔日“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不得已回到欧洲大陆填海造田，圈地养猪去了。虎门销烟的消息，两个月后于
民意如潮水。
那么，我们大清的舆论在时过境迁之后，是怎么样看待英方决定出兵中国的事情呢？在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里有如此想象：“义律兵败回国谒见英王，请求发兵，国王一时没了主意，召集了国中官员百姓，商量这事。官场中多是要战的，生意场中多是要和的，商量了几天，没有定见。那英国城里，向有一座庙，名叫罗占士庙，香火极灵，英国男男女女都尊信的。因此，女王令大家一齐到神庙内，做了几十个纸阄，分写了‘和’字，‘战’字，当场第一个搅着是个‘战’字，接连第二、第三两个都是‘战’字，因此大家定计决战”。在天朝人的眼里，英国人那是愚昧的，文明进化还在占卜阶段，而天朝已经文明到“世界的中心”？读到这里，笔者不禁拍案而起：“操你个满清祖宗！”。当今中国最最有名的玄幻小说家，再加风靡全球的《哈里·波特》作者
处在交锋前线的英国对华商务监督义律给主战派建议：“在我看来，对于这种不公正的暴力，就应该以事先毫不知会的形式，给他们与迅速而沉重的打击。”同时他又给巴麦尊大臣写信坦陈对于鸦片贸易的观点：“对于在中国口岸进行的这种强迫性贸易，没有人比我会更加深恶痛绝其带来的罪恶和羞耻。作为公务官员，我一直通过手中掌握的各种手段劝阻这种行为，为此我完全牺牲了个人多年的舒适生活。”列位，这里“不公正的暴力”是指林则徐以武力围困外国（英国）商馆和断水断粮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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